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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的经验 ​
来源:陕西唐语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 发布时间:2018-06-05 | 浏览:543次关闭此页

风水的经验

风水经验


风水学关于环境的选择,阳宅、阴宅的定点、定向,住房形态的分析等等论述与主张反映了实际生活的利弊,是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总结。背山面水,负阴抱阳的生态环境自然适合人的居住生活,住房选地当然应该尽量远离古墓、茅厕、妓院和屠宰场,住宅堂屋、天井的方整、明亮在实际使用和在视觉、心理上都会感到舒适。而且风水学往往还将这些经验经过整理,用形象和口语化的方式表达。正是这种表达方式才使风水学在广大百姓中有了基础,才使风水学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久行不衰。

但是风水学中确有大量的迷信与不科学的成分,其中表现得比较明显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自然环境中的山、水道路和建筑的各种形态简单地与人间吉凶、福祸相联系,因而导引出违背实际的结论。例如环境中的山形,在《博山篇》的《论砂》中明确提出:有尖射的,破透顶的,探出头的,身反向的,顺水走的,高压穴的,皆凶相也。又有相关的,破碎的,直强的,狭逼的,低陷的,斜乱的,粗大的,瘦弱的,短缩的,昂头的,背面的,断腰的,皆砂中祸也。”山对人之有利有害,取决于山脉所组成的环境,山为石山、土山,砂石或其他土质的山体构成,山上的植被与水源,山体结构的状况等等诸种因索,尽管有的因素也会从山的外貌形态上表现出来·但这些外貌绝说明不了渚多复杂的内容,当然更决定不了对人的吉凶祸福。到如今,这些被风水定为凶相的山,说不定正以它的“凶”相而被开发为吸引参观者的旅游区。再例如屋基,在《阳宅撮要》的《形势》部分里提出:“凡宅基最忌贪多,致有盈缺。诀云:乾宅屋基若缺,离中房有女瞎无疑。坎宅屋基若缺,巽长房多死少年人。艮宅基若缺,坤长房无子谁人问。震宅基址若缺,乾长房遗腹不须言。”在这里,把八卦中各个方位与住宅相联系并且如果此宅基有缺而不整者必定引来女瞎、死少年人、无子等严重后果。在《阳宅撮要》最后一篇《看煞法》中更提出了许多神奇的论断,例如:“墙角冲房必出寡妇。房前若对楼檐转嘴角必出瞽目。大石在门前主心痛瞎跛。柱对房门主孤寡。房门前有破缺,主”凡此种种,哪里有一点生缺唇。两门并开,名蝴蝶门,出寡妇科学可言。如果说大石在门前,主人进出容易摔跌而造成心痛瞎跛,但这也只是一种可能,不能当作必然的因果关系。

一个人的福祸,一个村的吉凶绝不是风水环境所能决定的,它涉及到自然与社会的种种因素。西文兴村处于风水宝地,村口还建了文庙、关帝庙、文昌阁、魁星阁、真武阁,以求神仙保佑,明清两代村里也的确出了几位进士、富商,村中兴建寺庙、住宅,着实

兴旺了一阵,但是西文兴村却没有能抵御明朝末年的兵灾之祸,没有能避免清朝光绪年间的连年大旱,再好的风水与神明都没能挽回柳氏世族的衰落。

郭洞村口的石桥,被认为是桥存村兴,桥毁村败,“及其既坏,村中事变频兴”。据宗谱记载,在清光绪(1883)石桥大修之前一直破损,在此期间,村里确也发生多次“事变”。清咸丰八年0858)及十一年太平军两次侵犯郭洞,百姓不得安宁,由宗族组织远近村民,同心合力才保住了家乡及财物。其实,清朝至嘉庆以后,步人衰败时期,至咸丰时已是外患不断,帝国主义列强侵人国境,清朝廷腐败无能,国内各“兵”、“匪”纷起,清兵与太平天国军在江南一带激战达数年之久。地处江南的郭洞村在这期间,多次受到侵扰乃属不可避免的事,这当然和石桥之毁坏毫无关系。

诸葛村从总体规划到房宅的具体位置与形态可以说无不视风水,而且也符合了风水要求。诸葛氏族也的确出了不少文才与商贾,他们经营药材,遍及全国各地成了氏族传统家业。这当然也可以说是风水选了这块地处水陆交通要道的宝地有关系。但是宗谱甲也记载着这样的事实,当年宁五公选中这块宝地,带了两位孙儿瑞二公、瑞三公定居下来,但不久瑞二公和瑞三公皆因犯罪被送南北远处,结果死于异乡。瑞三公的丿子为迎回他父亲的灵柩,也不幸死于江西。族人见此情景,都认为这块地方乃大凶之地。同一块地方,一说风水宝地,说大凶之地,而且都有事实根据,岂不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

第二,风水学除了对环境进行选择以外,还有对环境进行改造的理论和方法,通过改造使环境由不利转为有利,能逢凶化吉,这也是风水学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内容。这种改造之法归纳起来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自然界的山、水、地势本身进行改造。例如遇到缺水或水势不佳的地区,则用开沟引水,挖湖、塘蓄水,筑堤坝拦水等办法取得宝贵的水;遇到不利的山则用山上植树,挖补山形以达到由凶化吉等等,这些主张和办法无疑都是有益的。第二种办法是采取象征性的办法,如水口建桥、造亭以锁住水源,村头筑塔建阁以保住文运,等等。恰恰是这类在风水中应用得十分广泛的方法却带有明显的非科学性。

我们在江南的许多农村的村头村口往往可以见到耸立于田间的宝塔,竖立于桥头路边的文昌阁。这些塔的形式与佛教塔相似但它们并非佛塔而是一种文峰塔。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实行很久,成了普通百姓通向仕途的惟一途径。一个村,一个世族,一个家庭之发迹不发迹,就看出了几个秀才、举人、进士,“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所以村里出读书人,中科举成了村里有无文运的标志。风水学正是看中这一点,提出了在村头建塔造阁的主张,文昌阁供奉的文昌帝君在神仙中是主管文运的,从佛教中借来形象显著而且具有神圣意义的佛塔,换以“文峰”之名也成了文运亨通的象征,所以这类塔也称为风水塔。它们有时和石桥、石亭、寺庙组合在一起,对一个村落,一个地区起着锁水口、留财源,兴文运,出人才的综合作用,它们成了风水中的一一种符号,一种具有特定象征作用的符号。

塔与阁当然属大型符号,在村里,在房宅内外还有不少各种小型的符号。一所房舍当风水师测定朝向不吉,则一可将大门改变朝向,我们在农村有时见到住宅大门不直对街巷而有意保持一个斜度,其因皆由于凤水。二可以在门前巷凵的墙上一条石,上刻“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此类“石敢当”可以镇鬼魔、压灾祸,成了百姓的图腾石,往往在村口、路边多能见到。另外在住宅里常见有画在大门.正梁或屋顶上的太极图像,图形显示一阴一阳,一虚一实,象征着旋转不已,生生不息。挂在大门上的照妖镜、铁叉、五色布以及各种符号文字,它们都以形象、色彩、内容起着纳福招财、去灾避祸的风水符号作用。这类从大到小的各种风水建筑与符号在现实生活中自然起不了作用。一个村,一个世族、家庭乃至个人的前途命运.不排除其先天的或己有的环境、地位、身体等各方面的条件,但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条件,包括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社会制度、社会环境,还有个人的不同机遇等等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如果一个人的生辰八字、住房和环境的风水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而且这种命运又可以通过一座塔,一栋阁,乃至一块“石敢当“,或者仅仅把大门变换一个朝向就可以得到改变,那岂不是成了天方夜谭。

《晋书·魏舒传》记载着一件相宅的事:“舒少孤,为外家宁氏所养。宁氏起宅,相宅者云当出贵甥。"魏舒听了以后说:“当为外氏成此宅相。”于是少年立志,发奋向上,后来果然当了大官,为宁氏争了光,也以他的行动应验了相宅者的预言。相宅即为住宅看风水,这里说的是风水对人所产生的心理作用。这种作用往律为风水家所乐道,成为风水应验很重要的一个根据。就如堪舆学中对人行为的预测吉凶一样,凡盖房、出行、治病等等均需选黄道吉日方可行。凡不利于出行之日出行,则必遭凶险,其中原因别的你可以不相信,但至少心理作用不能否定。出行者知道不利,则心存疑虑,神情恍惚,易出事故。这种因风水而引起的心理作用先不从科学的心理学作分析,而只从理判断,心理作用之有无、大小、深浅至少是因人而异的。魏舒因其宅判为吉宅,当出贵人,因而发奋;但也有人因环境险恶但不屈于命运之刁难因而发奋向上而得到成功的。历史上处于困境而奋起者不乏其人,司马迁因得罪了汉武帝,受宫刑而写出《史记》,孙膑受刖刑而出《兵法》,这都是著名的史实。相反,因家境优越·整日游逸于风水佳境而不学无才,导致祖业破败的也大有人在。不过这些风水象征之物倒是给环境增添了景观,村头耸立的塔、阁往往成为村落的标志,房舍里外的祥物标记增添了乡土建筑的风采,它们在美化环境上确起了良好的作用。

对于风水学中迷信成分,古代各朝皆有人进行评论。风水认为围墙内不宜种树,因“门中有木,困字不祥"。东汉有一位士人讽刺说:围墙内有人,岂不成“囚",人还能在院中活动么?据《闻见后录》记载:宋嘉祜年间,朝廷要修理宫中东华门,太史进言太岁在东不可犯。宋仁宗批奏:东家之西乃西家之东,西家之东乃东家之西,太岁果何在?命令照常施工。风水学不论用什么玄妙的理论,不管采取何等神秘莫测的方法,但是在现实的事实面前,在稍具辩证思维者的面前,总归是显得苍白无力的。

风水与建筑需要研究,更需要进行科学的分析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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